面膜有哪些作用和分类？

导语：面膜种类繁多，人们也经常做一些面膜让自己的皮肤变的更好，那么面膜到底有什么作用和分类呢？面膜的作用一般认为面膜能覆盖皮肤表面，隔离了空气，浸润、软化了角质层，使皮肤局部温度上升，扩张毛孔和汗腺口，从而促进皮肤的血液循环，可以促进面膜中活性成分的渗入；一段时间浸润角质层，角质细胞膨胀，排列得比较整齐，短时间可以使皮肤看起来明亮柔润；面膜形成干燥过程中，可以收紧皮肤，有短时提拉松弛的皮肤；通过多孔物质吸附，或者形成胶状膜粘撕过程中起到去除多余油脂和老化角质的作用。面膜的分类根据分类的依据不同，面膜分类也比较多种。按照产品形态和使用方式可以分为：面贴型、膏霜型、剥离型、粘土/石膏型。这种分类消费者理解起来更方便。当然也可以根据面膜的适用人群，针对症状来分类。下面，我们就来按使用方式介绍几种面膜：面贴型面膜面贴型面膜的材质多为纸质、棉纤维、透明凝胶等。面贴型面膜的材质五花八门——纸质、棉纤维、透明凝胶等等。这些材质的面膜差别并不大，都是让材质上附着的护肤产品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停留在面部，使其中的水分浸润角质层。无非是各种材质的贴合性和附着护肤产品的性能不同。一些新型面贴型面膜的材质追求尽可能隔离空气，使扩张毛孔促进局部皮肤升温的作用更明显。如果加入促渗的成分，还可以促进美白、抗氧化成分的渗入。但是，这类面膜中为了防止受到细菌污染，会加入较大量的防腐剂，防腐剂由于促渗作用会更容易渗入皮肤，引起敏感的问题。所以，即使面膜中的防腐剂含量符合标准，过敏性皮肤也要慎用，更不可频繁使用。DIY爱好者最爱的压缩纸膜也属于这类，可能会用矿泉水来浸泡。虽然没有防腐剂的问题，但是提亮肤色柔肤的效果随着水分的挥发会很快消失。所以，皮肤干燥不适的时候，用这种面膜来短时提高角质层含水量，增加舒服感未尝不可，后续仍然需要使用保湿产品，否则还是会有皮肤干燥的问题。膏霜型面膜膏霜型面膜外观更接近保湿霜。膏霜型面膜的外观更接近于保湿霜，不过成分配比上有所不同，或多或少都有成膜剂的加入，可以形成柔肤膜，起到隔离空气、增加皮肤温度、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在使用时，这类面膜使用量不同，成膜的效果也会受到影响——某种程度上滋润的保湿霜，涂厚点也可以起到膏霜型面膜的作用，而一些免洗膏霜型面膜控制好用量，当作保湿霜用其实效果也不错。剥离型面膜剥离型面膜涂抹在皮肤上十几分钟后能形成一层可撕去的薄膜。剥离型面膜中成膜剂成分更多，涂抹在皮肤十几分钟后，随着水分挥发能形成一层固态的薄膜，揭去薄膜过程中，面膜里吸附剂附着的皮肤油脂和污垢也会随之剥离，这样可以起到去除老化角质的作用。一些粘合力高的剥离型面膜，还可以粘着住黑头的顶端，把黑头拔出，但是剥离过程对皮肤的刺激性也较大。这类面膜使用时涂得太多会不容易成膜，太厚了水分不易挥发；涂得太少，无法形成连续的薄膜，剥离时容易断裂。剥离型面膜剥离型面膜涂抹在皮肤上十几分钟后能形成一层可撕去的薄膜。剥离型面膜中成膜剂成分更多，涂抹在皮肤十几分钟后，随着水分挥发能形成一层固态的薄膜，揭去薄膜过程中，面膜里吸附剂附着的皮肤油脂和污垢也会随之剥离，这样可以起到去除老化角质的作用。一些粘合力高的剥离型面膜，还可以粘着住黑头的顶端，把黑头拔出，但是剥离过程对皮肤的刺激性也较大。这类面膜使用时涂得太多会不容易成膜，太厚了水分不易挥发；涂得太少，无法形成连续的薄膜，剥离时容易断裂。粘土型面膜粘土型面膜一些原材料是粉状的，自己加入水来调和成糊状使用。粘土型面膜主要是由均匀细腻的粉末配合水和油性成分等混合而成，外观是膏状的。还有一些原材料是粉状的，自己加入水来调和成糊状使用。粉末一般是多孔有吸附作用的成分，比如高岭土、活性炭等；还有一些润滑作用的粉类，比如滑石粉、钛白粉、无水硅酸盐、淀粉等。多孔粉末表面积很大，可以吸附皮肤分泌出的油脂，所以这类面膜清洁作用较强，比较适合油性皮肤使用。这类中比较特殊的是石膏型面膜，也被称为倒膜。外观为粉状，主要是熟石膏。使用时加水调和成糊状后涂抹在面部。熟石膏和水发生水合反应，会发热并逐渐固化。反应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可以扩充皮肤毛孔加速微循环，能够促进抗菌、美白等活性成分的渗入。最后需要取下固化的石膏，清洁皮肤。美容院护理中会用到石膏型面膜，用来治疗色斑和痤疮。有过敏和感染状况的皮肤并不适合倒膜治疗。面膜真那么有效吗？面膜产品很多种，简单的说最靠谱的功能就是清洁和保湿。是否可以长时间连续用，要根据个人肤质、使用方法、所处环境等诸多因素来决定。个人觉得关键并不是能不能长期连续用，而是有没有这个必要。毕竟面膜的作用并不是不可代替的，日常的清洁保湿产品就能完全胜任，或许很多只是在使用感上更迎合一些消费者的感受，短时营造皮肤柔润明亮的视觉效果。比如，有些朋友喜欢每天用保湿面膜，可以让皮肤短时很舒适，但是如果保湿力度不够又不用后续的保湿产品，反而会造成皮肤干燥。有些人觉得不用清洁面膜毛孔会很脏，其实清洁面膜的清洁作用大多还是针对皮肤表面的皮脂，并不能清洁到毛孔内部。用过剥离型面膜去除黑头的朋友看着拔出的毛孔里固化皮脂会觉得特开心吧，不过应该也感受到了对皮肤的刺激，甚至有的还会留下粗大毛孔的印记。

珍珠粉和蛋清敷脸可以去痘印?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思想史上一次经由传统向现代过度的思想文化运动,具有其在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三股思潮：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切入,构建出各自不同的话语权,并最终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五四”以后中国思想的演进及其政治价值取向,然而在这三股冒似迥异的思潮底下,暗藏的却是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的活力因子.

新文化运动从其直接的历史起因来看,乃是为了批判民国初期袁世凯在文化领域发动的一场“尊孔复古”运动.从其长远的历史渊源考量,则是继承了中国近代始自林则徐、魏源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外力的挤压下开始从挽救民族危亡的情感立场出发,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对中华文明的再思考.从文化学的角度看,这种认识和思考由于受到强大的外力作用而必然出现持续稳定的传统价值取向系统,也决定了其在思想文化领域变革和转型的艰难性.这使得保守主义在此种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有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在殖民地现代化语境中,当本土文化价值主要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外部压力而不是传统自我变革的内在挑战时,这种价值变革的驱动力往往是有限的.外域强势的西方文化可以冲击传统文化的表层价值规范,却难以触动其深层价值原则.即便在最激烈,最自觉地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中,这种本土文化的稳定性和历史惯性仍然显而易见.”[1]这种外力作用下的殖民地语境同时也催生了作为审慎渐进式的自由主义和作为狂飙短时式的激进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便在这三股思潮的相互交错的论战中开始了中国现代史上短暂然而却意义重大的思想启蒙.

保守主义以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黄侃、刘师培主编的《国故》以及吴宓主编的《学衡》为主要阵地,在不同阶段分别做出了他们具有相对保守倾向的阐述.

在关于东西方文化论战的第一阶段中（1915《新青年》创刊——1919五四运动）,杜亚泉以伧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论战.他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中指出：“盖吾人意见,以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西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国文明粗砺如蔬,而中酒肉之毒者则当以水及蔬疗之也.”[2]强调中西文化之间只是性质而非程度的差异,由这种性质差异又导出所谓“以中济西”论.他还认为,东西文化根本观念之不同,是由于社会历史、地理环境的不同,即一个是所谓“静”的社会,一个是所谓“动”的社会.李大钊针对杜这种以东方“静”的文明济西方“动”的文明之“穷”的主张,反向地力主“以西方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他还力倡青年学生全力以赴研究西方文明,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对“从来静止的观念,惰性的态度实行根本的扫荡”.陈独秀则在这场论战中打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用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与封建文化相抗衡.1918年7月,他断然主张“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3]从而开了“全盘西化”的先河.

第二阶段（1919年五四以后）以章士钊为代表的保守派提出了所谓的“新旧调和论”.章士钊声称：“调和者,社会进化之精义也.社会无日不在进化之中,即社会上之利益希望,情感嗜好,无日不在调和之中.”[4]他指出,宇宙之进化,只能是“移行”的,而不能是“超越”的,世间万物都是新旧杂糅的.所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面“开新”,一面“复旧”.“物质上开新之局,或急于复旧,而道德上复旧之必要必甚于开新.”理由是“旧是新的根基,不有旧,绝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必不能迎新”.李大钊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初步运用唯物史观针对章士钊“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观点进行的了驳斥.他指出：“新道德既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就是随着物质变动而变动的,那么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5]张东荪则针对所谓的“移行说”指出,社会的进化并不是“移行”,而是一个经由“潜变”到“突变”的过程.经过“突变”便成了新社会,突变后的“新”不等于之前的旧,二者之间有本质的差别.新旧杂存的现象是存在的,但那只是“共存”,不是“调和”.一些学者认为而笔者本人也认可这实际上是“中体西用”说的回潮.在这一阶段的论战中,保守主义者们力图从论证文化连续性的角度,说明旧文化和新文化之间和谐共存的可能,从而模糊了新旧之间的界线.在过分强调本位文化的同时,保守主义者们忽略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也混淆了文化发展过程中“共存”与“融合”的关系.

一战爆发所导致的对西方文明的幻灭感更强化了这种本位文化心理,以二梁（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在第三阶段的论战中发表了令人注目的见解.梁启超站在欧洲战后的文明废墟上发出了“十九世纪末全欧洲社会,都是一片阴沉沉的秋气”的感慨,梁漱溟则从“人生哲学”的角度论证了自己的本位文化观.梁漱溟首先假定存在欧洲文明“意欲向前”,印度文明“意欲向后”,中国文明“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三种路向,然后导出未来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既要排斥不切实际的印度文化,又要反对把西方文化全盘搬过来的“新文化运动”,走中国从前走的那条“适宜的第二路人生”.梁漱溟的这套哲学带有浓重的个人理想化色彩,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自十四岁进中学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何处去.”[6]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是梁漱溟哲学的两个中心命题,而对于这两个问题,梁本人是有所侧重的“我年少时在感受中国问题刺激后,又曾于人生问题深有感触,反复穷究,不能自已.人生问题较之当前中国问题远为广泛,根本,深澈.”[7]梁漱溟的这种侧重人生问题的哲学取向致使他更多地从伦理学而不是从政治学,从生活而不是从生存的角度去思考当时的中国问题,这种思想极大影响了张君劢等一批新儒家.胡适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中批评梁漱溟把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的性质归结为不同的三条路是笼统的“闭眼瞎说”,指责他把三种文化的差异归结为一偏于理智,一偏于直觉,一偏于现量,是把任何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差异,说成各民族之间根本不同的特性.胡适尖锐地指出：“我们要认清梁先生是一个爱寻求一条‘准道理’的人,一个‘始终拿自己思想做主’的人.懂得这两层意思,然后可以放胆读他这部书,然后可以希望领会他这部书里那‘真知灼见’的部分,和那蔽于主观成见或武断太过的部分.”[8]《学衡派》派实际上延续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有人以为五四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这场新文化运动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9]吴宓认为新文化运动就“精神舒展”而言的确有其价值,但它同时排斥了“中西旧有之文化”,即孔教、佛教、古希腊罗马的哲理和耶教,而这恰恰是“中西文明之精华”,因此新文化运动舒展精神的启蒙并不能导致“真正新文化运动的发生”.

我们在回顾新文化运动中这些保守主义者的主张和见解时很难说他们在政治上倾向于守旧或反对变革,也很难说他们在文化上因袭传统或一成不变,事实上他们几乎没有从严格的政治层面入手讨论中国的问题,在处理文化问题时也表现出了反传统的倾向.现代新儒家提出“返本开新”、“三统并建”,试图从儒家道统中开出“民主”新正统和“科学”新学统,这实际上是在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儒家思想再诠释.然而这些保守主义分子必然要受到他们持守的本位文化情结的支配,把对传统的肯定作为自己的文化观念的底线,从而表现出相对的保守性.“这批保守知识分子群体并不是全盘否定既存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政治保守主义者,而只是文化保守或文化守成主义者.他们需要的是在纯粹的文化层面研讨文化的价值,他们对文化——道德的保守态度也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文化态度.这种冲突与对峙,说到底也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的表现.激进分子认识到工具理性的发展是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但把这种动力当成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全部,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以工具理性为推动力.而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则以维护价值性为自己的天然使命,他们并不是不要工具理性的发展,而是认为社会的现代化离不开价值理性.”[10]对此,余英时也曾说：“实际上,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找不到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因为没有人建立一种理论,主张保守中国传统不变,并拒绝一切西方的影响.从所谓中体西用论到中国文化本位论,到全盘西化论,再到马列主义,基本取向都是变,所不同的仅在变多少,怎样变,以及变的速度而已.因此接近全变,速变,激变一端的是所谓‘激进派’,而接近渐变,缓变一端则成保守派.”[11]五四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我们大可不必对保守主义过于苛责.从单纯文化的角度上看,这些留守在传统阵地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文化做出了许多新的诠释,这些诠释潜移默化地影响五四以后直至当代企图复兴中国文化的所谓现、当代新儒家.而在外力作用下而产生的这场新文化运动中,保守主义也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

自由主义从20年代以后创建《努力》、《现代评论》、《新月》,到30年代创办《独立评论》,再到40年代后期发刊《独立时论》、《观察》等刊物,为追求民主的政治理想做出了艰苦的探索.作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争议的一股思潮,自由主义在争取自己的话语权上走得最为艰难.在崇尚西方文明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方面,它受到了保守主义者的非难.尤其是在战后,西方文明的弊端暴露无疑,让曾经生机勃勃的自由主义陷入了更为尴尬的境地,他们似乎找不出有力的论据来抵御保守主义者的攻击,而他们自身也不得不从对西方文明的全面崇拜转向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在主张个人解放,政治上渐进变革方面又受到激进主义的抨击,自由主义在双重压力下蹒跚前进,直至最终淹没在革命话语权的激进大浪潮中.然而,我们无法忽视,自由主义在它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中依然表现出和传统之间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在对待国学研究方面,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开拓了诸子研究的新领域,而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实就是一部先秦诸子的哲学大纲.在五四后期整理国故的过程中,胡适一再声称不主张“今文”也不主张“古文”.他一方面继承今文经学的疑古精神,一方面接受古文经学的求实考据方法而摆脱其信古的局限,并将其与西方学者赫胥黎的怀疑主义、杜威的经验主义相结合,为整理国故提供了一套科学的方法.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属于“闲书”,不能登大雅之堂.胡适则把古小说的整理和研究作为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胡适同时还指出：“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儿女情长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12]胡适人生观中传统的因子也颇为显著,他强调,个体“小我”依赖于社会“大我”而存在,“小我”是有限的,“大我”是无限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不朽的.“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个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不贻害了那‘大我’的无穷未来.”[13]易白沙在《我》一文中,既阐述了自我的个体人格意义,又强调了“大我”重于“小我”的思想.他认为：“有牺牲个体小我之精神,期有造化世界大我之气力……故曰二者相成而不相悖也.由先后之说,必有我而后有世界.由轻重之说,必无我而后有世界.有我者,非有我,亦非无我.我与世界无须臾离.无我者,非无我,亦非有我,个体之小我亡,而世界之大我存.”[14]很显然,这种主张融“小我”与“大我”,崇尚社会集体的人生理想,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儒家的印记.

激进主义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由于其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目光的超越性脱颖而出,并最终以压倒性的革命话语权取得了五四以后中国思想领域、政治领域的领导权.林毓生曾经指出,五四时期具有激烈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但他在分析陈独秀的全盘反传统时也不得不承认“陈独秀肯定孔学的积极价值是一切道德体系的最小公分母,所以也就是未明言地承认孔学中有些成分不带有它的整体性质.这种矛盾虽然在逻辑上破坏了他全盘性的反对孔学的全部整体观的论据,但陈独秀似乎从未察觉出来.即使他觉察到,由于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他的思想中占有支配地位,使他不可能正视这一点.归根结底,他的普通常识敌不过铸造他的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力量”[15]在对待孔教问题上,陈独秀说：“夫孔教之为国粹之一,而影响于数千年来社会心理及政治者最大,而且为当时社会之名产,此均吾人所应绝对承认者.惟吾人今日之研究,乃孔教果能实行于今世而有益与否之问题.”[16]他还说：“其实孔子精华,乃祖述儒学,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至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吾人所不满意者,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17]在人生观问题上,陈独秀主张“个人之在社会,好象细胞之在人身”,“人生在世,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是真实存在的”[18]在他看来：“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这种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人生底一大问题.”[19]李大钊也曾就个人与社会,“大我”与“小我”的问题发表看法：“以其（大我）绝对统其（小我）相对,以其空驭其色,以其平等律其差别,故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穷,即自我无尽.”[20]在政治取向问题上,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激进主义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也是一种源于传统文化的乌托邦理想的映射.恽代英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学理上产生的,是从事实上产生的；不是知识上产生的,是从情感上产生的”[21]美籍学者张灏在《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一文中也指出：“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重知识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22]对五四知识分子来说,社会主义的魅力首先在于其平等和谐的道德价值,而不是其经济上的进步与效率,在经历了西方文明的幻灭之后,五四知识分子开始寻求“第三种文明”,以求获得一种理性与价值相统一的世界观,社会主义无疑正对其胃口.“曾经发起一场伦理革命的启蒙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西方文明的幻灭之后复返向伦理寻觅价值资源,他们不仅以道德理性阐扬西方社会主义,而且重新肯定中国的价值理想.五四后期的伦理社会主义思潮既光大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理想主义资源,也助长了好高骛远的乌托邦精神.”[23]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股思潮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传统文化的因子,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一场激烈的全盘性反传统运动,恰恰相反,它们自始至终都无法摆脱传统文化深层次的影响.而它们之所以表现出或激进或保守或温和的态度,乃是基于其各自对于中国问题的不同角度的思考和对于西方文明的不同的价值取向.不言而喻,五四发展和强化了两种观念：“革命”与“民主”,但由于其不可避免地搀杂了传统因素而显得理智不足浪漫有余,从而让整个五四以后的思想呈现出愈发不可收拾的激进态势,完全湮没了五四前期多元文化取向之间对话的可能.诚如美国人类学家托马斯·哈定所说：“当一种文化受到外力作用而不得不有所变化时,这种变化也只会达到不改变其基本结构和特征的程度与效果.”

可以。

1、准备一个生鸡蛋，蛋清蛋黄分离。

2、珍珠粉10克左右。

3、珍珠粉倒入蛋清中均匀混合。

4、准备一盆温水。

5、取出洁面乳，量都不宜过多，面积有硬币大小即可。

6、使洁面乳充分起沫。达到清洁效果。最重要的一步。

7、按摩脸部。要轻轻打圈按摩，不要太用力，以免产生皱纹。

8、换水或者是直接用流动水彻底冲洗洁面乳。

9、用毛巾轻轻地按压从而把水拭干。

10、准备好的面膜避开眼部和唇部，均匀涂在脸上。

11、15-20分钟洗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