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有哪些理论

21世纪的翻译智慧

今时今日，翻译工作基本上是一种服务性的任务；以专业精神从事。

翻译工作的「涉权者」（stake holders）主要包括作者、作品、委托人、译者自己、译文使用者、社会。每一次任务，译者都要预先决定将谁的利益放在甚麼优次的位置（即「忠於」哪一方）。

翻译得有多好（译文与原文的关系有多「理想」、译文的文子质素优劣等）是一回事，翻译任务是否圆满又是另一回事。（A good translation is not necessarily a good translating job done）。

每一次翻译工作，都可以采用不同的策略去做，视乎种种情形（客户要求、译文使用者的背景、翻译的目标等而定）。翻译工作是策略取舍的艺术，要凭经验靠眼光。

翻译不可能百分之百再次表达原文本有的「意义」，译者必须取舍这次牺牲些甚麼，如何补偿（如果需要的话）。

作为专业服务提供者，译员尽力以委托者的利益为依归，特别顾及价钱、速度、译文质素、合用性、服务态度、译文的效用等。

译文可以在不同的层面跟原文「对等」（equivalence） ——语音、格式、字面意义、语用意义、功能等。

译文不一定跟原文有任何「对等」关系。译文只不过是跟原文有某些关系的另一篇文字。

翻译的标准：

「好」的译文就是达到预先订好的目标的译文。

「好」的翻译工作是能够完成预先订好此任务的目标的工作。

「好」的译者就是能够尽量照顾各利益单位的利益的译者。

「好」的专业译者就是以专业精神令委托人满意、对社会有贡献、促进本行利益的译者。

翻译时要翻的不是原文每个字每句话「本该」有甚麼意义（langue），而是该次传意事件之中产生的效应（parole）。这次是谁说、在甚麼情形之下说、用甚麼态度说……比说了甚麼更重要。

翻译必有诠译，诠释必有偏见：谁参与一个沟通的活动（阅读、谈话、听音乐）必然是不可避免地以本身的条件介入，从而影响到沟通传意的结果。原文为有人翻译而增添「意义」。

「偏见」在所难免，且可产生积极作用；意义并没有唯一的权威笉「中心」，世上没有不偏之见。

翻译是创造合适的新事件：阅读是传意事件，翻译工作的本质不是生产酷似原文的新语篇，而是透过创新语篇让译文使用者回应而产生新传意事件，达到预定的效果。

翻译「知其不可而为之」：译者只有在极多制肘之下尽所有的条件，致力制造出合乎要求的水平又合用的译文。

直到最近，普世的翻译价值观是「语文学式」（philologic）的态度，即是将作者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将原文的意义当作「真理」，译者一定要必恭必敬「传声筒，尽可能一加减不改动，愈「忠於原文」的译文就越好。

当今的「後现代」翻译观视原文为灵感来源（之一），视乎这一次的任务需要，「不择手段」以各种可能的策略去生产新文本，创造新的传意事件。每一次翻译只是为当下的任务来服务，天下间并无「最理想」的译本。

在翻译过程中，原作者得以投胎再世，跟另一个时空的人沟通，精神重现，再活一次又一次。所以翻译是一种功德，一种施爱的行动。

1、释意理论：就是提出三角形翻译过程的假设，认为翻译对象应该是源语信息的意义而不是语言外壳。

2、认知负荷模型理论：由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约翰·斯威勒于1988年首先提出，它以Miller等人早期的研究为基础。

3、思维适应控制模式理论：任何熟练行为都要求将陈述性知识转化为程序性知识。

4、信达雅：“信”“达”“雅”它是由我国清末新兴启蒙思想家严复提出的，通俗的讲，译文要符合汉语言的特点，注重一句话的完整性，即内容、结构、文采，也就是内容的准确性，语法结构的顺畅，语言载体的文采文学性。

机器翻译面临的问题

机器翻译的质量要达到“信、达、雅”的程度依然艰难；机译质量是机译系统成败的关键。中国数学家、语言学家周海中曾在论文《机器翻译五十年》中指出：

要提高机译的质量，首先要解决的是语言本身问题而不是程序设计问题；单靠若干程序来做机译系统，肯定是无法提高机译质量的；

另外,在人类尚未明了人脑是如何进行语言的模糊识别和逻辑判断的情况下，机译要想达到“信、达、雅”的程度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是制约机译质量提高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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